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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先富没有带动后富:王绍光:有些“先富”忽略“后富”,还

中国则不同。革命曾推翻了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财富阶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四十年,不管是收入基尼系数还是财富基尼系数水平都很低。那时,社会相当平等,不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财富阶层。而在过去三十年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拉开,一些人的腰包率先鼓了起来;日积月累,增量的差异变为存量的差异,财富差距逐步扩大。不过,毕竟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形只存续了一代人的时间,大家都很清楚,现在中国的财富阶层还只是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暂时领先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由于先富起来的时间还不长,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虽然增长很快,但其水平还不算太高。根据瑞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9》,截至2019年,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在有数据的173个经济体中,排名112,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大大低于瑞典、丹麦、挪威等以收入差距水平低著称的北欧国家。除此之外,虽然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在降低,但直到不久之前,社会流动性水平依然高于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中国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几乎没有几个来自大富大贵的家庭。如果财富基尼系数不再大幅攀升,如果社会仍保持较高程度的流动性,如果消除出现社会固化的隐患,先富带后富,后富超先富,中国完全有可能跨越财富鸿沟。

作者担心的是,先富阶层中的不少人正在试图完成从自在到自为转化,希望将自己的先富地位永久化,并为此千方百计地寻找理据。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两百年前,就有这么一个先富阶层试图这么做。那时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收入与财富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但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没有改变或变得更加恶劣,19世纪上半叶人均预期寿命不升反降。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先富阶层需要自己的辩护士。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应运而生。边沁以所谓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为理据,为经济自由放任摇旗呐喊,主张除了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安全,政府不必做任何干涉。他安慰众人,自由放任的经济将会带来最强的财富创造动力,饼变大了,分配亦将趋于平等,从而使幸福达到最大化。

当代英国贫民窟(资料图)

但那时也有人对先富阶层及其辩护士的所作所为十分警觉。整整两百年前,1821年,在其著名的《为诗辩护》一文中,英国诗人雪莱告诫“提倡功利的人们”,不要同时强化“奢侈与贫困,使之各走极端,像近代英国经济学者之所为”。他所谓“近代英国经济学者”很可能指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1790)。在雪莱看来,斯密与边沁“已经用实例证明了这句话:‘有了的,应该再给他一点;没有的,就连他仅有的一点,也应该夺去’。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使国家在放任与专制两端进退维谷,好比一叶轻舟驶入危岩与怒浪之间。这便是无所顾忌进行算计的恶果”。1819年,雪莱还写过一首小诗,即《人们的正当所得》,鞭挞“以欺骗讹诈和阴谋诡计强取豪夺的人物”,主张“人们的正当所得,理应归他们拥有”。雪莱出生在一个世代贵族的富有家庭,但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却试图用自己的笔,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新世界”。因此,马克思对雪莱赞誉有加,称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除了斯密与边沁,过去两百年,与富豪们站在一起,千方百计安抚他们心灵的理论家大有人在,这些理论也被中国先富阶层中的某些人所偏爱。20世纪80年代,宣扬“选择的自由”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被人引入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二十年,把社会正义称为“幻象”、极力反对“分配正义”的哈耶克在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加,其著作大量出版,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热”。即使在欧美国家的大书店,哈耶克的书也不常见;但在那时的中国,连街头书摊上也充斥着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致命的自负》等。虽然很多人未必读得懂哈耶克的那些生硬的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哈耶克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

过去十余年,嫌哈耶克还不够右,把哈耶克称作“真正的毒药”“我们最有害的敌人”的安·兰德在中国的一些圈子里红了起来,其主要著作几乎都被译为了中文。哈耶克虽然排斥公正,但他起码支持有限度的最低保障,以“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以“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而在兰德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计,谁必须给他‘安全’,而且为什么必须给?”兰德将自私称作“美德”,其哲学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认为“自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没钱没势的人则应该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与自责。她推崇财富的创造者,痛斥财富的分配者,反对国家推行任何福利政策。

哈耶克与安·兰德

由于兰德的著作通俗易懂,不像哈耶克的著作那么诘屈聱牙,她对各国富豪(如商人出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前国务卿蒂勒森、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等)更有吸引力,有人还贴心地为他们编辑了一本《为什么商人需要哲学?资本家如何理解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背后的思想?》。这本书很快也被译为中文。据说,兰德关于判断财富创造者品质的标准更是成为中国先富阶层的共识。对先富阶层中一些人最有吸引力的,恐怕是兰德的一个基本观点:财富创造者创造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财富,无须与他人分享;任何人也没有权力和权利要求他们分享。于是,兰德的理论便成为这些人的护身符。

对此,曾长期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也看不下去了,他怒斥:“宣扬这种哲学,在新经济潮流中成功的弄潮儿和官商勾结有道的财主从此有了精神寄托,理直气壮地牟取暴利,并心安理得地享受飞来横财!”

不过我们也应该记得,先富阶层中固然有斯密、边沁、弗里德曼、哈耶克、兰德的拥趸,但并非都是如此。前面提到的雪莱是一个例子,把雪莱称作“天才预言家”的恩格斯是另一个例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中还有大量例子,如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以及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这些“富二代”们信仰公平和正义,追求崇高的理想,甚至不惜舍生取义。他们警示着今天中国的先富阶层,一定要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再富有也不能忘记自己是无数人“奉献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通公民与其他普通公民之间有一项不可撤销的共同富裕契约;绝不能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绝不能放任财富鸿沟不断扩大;绝不能须臾淡忘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作为风险投资人,正如沙烨所说:“我自己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2001年,我学成归国,又投入到祖国的经济热潮之中。从创业到投资,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十几年里,我目睹了很多身边的造富传奇”。围绕财富创造、财富分配、社会责任,想必沙烨曾与身边那些有钱的朋友有过无数次的交流、讨论、甚至争辩,从而激发他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于是才有了今天这本书。

不同于无病呻吟的舞文弄墨,有感而发的书最有读头,值得向大家推荐。

王绍光

2021年6月18日于深圳

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沙烨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9月

本书从讨论本质性的财富伦理问题入手,透过大历史视角,对中共建党以来的百年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阐明了当代中国财富积累所依赖的历史正外部性。同时,回顾了美国历史上财富分配制度的演变和背景,并剖析了数字经济时代财富分化加剧的结构性原因,进而论证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并指出市场经济中价值创造者和利益获得者的错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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